ldquo;从前有个国，人人都是贼。一到天黑，大家纷纷出门到邻居家偷东西。天亮前，他们满载而归，总会发现家里也被偷了。

　　这样你偷我的，我偷他的，他再偷你的，大家偷来偷去，倒也相安无事。在这国，所谓贸易，是你骗我，我骗你；所谓politics，也是ZF偷百姓，百姓骗ZF。

　　因为习以为常，所以没人对这一切有任何疑虑不满，人人岁月静好、知足常乐。直到有一天，搬来了一个诚实的外乡人。天黑了，大家照例出去偷东西，这个外乡人却呆在家里看书。贼来了，发现他家有人，只好空手而归。

　　这样过了几天，大家忍不住了，提醒他说，他这样做坏了规矩，导致总有一户人家没偷到东西而挨饿。诚实的外乡人没办法，只好像大家一样天黑就外出，不过他不愿偷东西，而是站在远处的桥上，看着流水发呆到天明。

　　没几天，他家就被偷得家徒四壁，本该被他偷窃的人家却越来越富。再后来，因为他家已一无所有，来他家偷窃的人总是一无所获，变得越来越穷。

　　几年之后，这国有了穷人和富人，但人人依旧都是贼。而那个不肯偷东西的外乡人，早就饿死了。”

　　这就是卡尔维诺短篇小说《黑羊》的梗概。黑羊，直译自英文black sheep，意思是败家子、害群之马。《黑羊》的寓意之一是，在正常社会，小偷是害群之马，但一个诚实的人来到了一群小偷当中，诚实人就成了害群之马。

　　张爱玲曾送给胡兰成一张照片，在这张照片的背面，她写道：“见了他，她变得很低很低，低到了尘埃里。但她心里是欢喜的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。”见到了那些尘肺病人，曾经傲娇的大明星袁立也变得很低很低，她放着好好的戏不拍、好好的片酬不赚，一趟又一趟去穷乡僻壤打转，给尘肺病人送钱送物不算，还弯下了腰去给他们洗脚，俯下身子去拥抱他们，低下头去轻吻他们。低到了尘埃里的袁立，心里也是欢喜的，从尘埃里开出了花来。

　　张爱玲的低是男欢女爱，袁立的低却是上帝之爱。在小偷的世界里，诚实人是害群之马。在乌鸦世界里，羽毛洁白就是犯罪。在岳不群横行的世界，真性情的令狐冲一举一动都是行为不端。在子怡冰冰baby烟视媚行的世界，胸怀大爱的袁立一言一行都是精神病。

　　那么，一个三分愤嫉三分深情三分幽默一分不恭的民谣歌手，因为在歌声里戳穿了皇帝的新衣，被指行为不端，瓜友又何必惊诧？

　　我一点都不惊诧，因为我也是一个行为不端的人。初中时，我替同学打抱不平跟实施语言暴力的班主任顶牛，被指行为不端。大学毕业一年后，我不满大BOSS企图给我指婚辞去了人人向往的衙门官职，被指行为不端。当老师时，我跟学生多交流了一些普世常识，被指行为不端。独立写作后，我忍不住总是瞎说人话实话，被指行为不端。

　　行为不端的我为了能继续写作，不得不四海为家。行为不端的我因为不肯唱赞歌，很得罪了一些人，辱骂、恐吓成了家常便饭。我变得很低很低，低到了尘埃，但我心里是欢喜的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。因为我知道，在颠倒的红尘里，唯有行为不端才叫人性不灭，唯有与世有争才叫风情万种。

　　勒庞在《乌合之众》里说：“一个人精神失常，极容易被识别，一群人精神失常，却很难被发觉。而最先发现并指出的人，通常会被认为是精神病。”在颠倒的异次元，被认为是精神病恰恰是正常的标志。问题是，你我有没有勇气，去坚守这份标志？

　　昔日，在不列颠人看来，五月花号天路客何尝不是精神病？但为了一个自由的精神家园，他们心甘情愿病到底，飘洋过海闯出了新天地。当年，在英果仁眼里，华盛顿、杰斐逊、潘恩他们何尝不是行为不端？但为了将命运握在自己的掌心，他们硬着头皮将不端坚持到底，最终建成了独立的美利坚。

　　这个世界会好吗？不管好与不好，我相信行为不端的李志还将继续歌唱，因为他是那种活着就是为了不被世界改变的人。即便拿走了他的麦克风，销掉了他的声音，他也会用全副身心去唱出一首首无声的歌。

　　这个世界会好吗？不管好与不好，我还将继续写字，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坚持不被世界改变，我们终将改变世界。这就是任你红尘颠倒我自行为不端的原因。